在清末民国活跃的艺术市场中，文玩市场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相关的研究却鲜有问津者。其中上海珠玉汇市缘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南京和苏州地区的珠玉商人避难至此，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达到鼎盛期。而其最终在解放后由于公私合营而逐渐消失。
忻沂
清末到民国时期的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具有典型的特点，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人口数量剧增、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人群职业不断分化，新的社会阶层产生，多元消费方式出现。伴随着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兼容并蓄熔炼成独特的海派文化。这个时期的工艺美术的变化也是突出的。那么，清末民国上海珠玉市场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的？可以说，清末民国上海珠玉汇市缘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南京和苏州地区的珠玉商人避难至此，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达到鼎盛期。而其最终在解放后由于公私合营而逐渐消失。
珠玉汇市上海
银楼作为重要的首饰商店，除销售各种金银首饰外，兼售各色宝石、钻石及金银器皿、玉质古玩等。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之前，银楼业以制作妇女首、耳、手、足等饰品为主，1930年代之后，女子盛行剪发，金银饰品的需求减少，银楼主要业务转向了以镶嵌饰品和金银器皿为主，部分银楼仿照西式，制作镶嵌金银饰品，满足中外客商需求。
开埠前上海虽然商业繁荣，银楼业盛况空前，但并没有一家专业销售珠宝玉器的商店，要买珠宝必须到苏州、南京。当时南京和苏州是江南地区最富裕的城市，珠宝玉器销量很大，珠玉商、古玩商多以回民为主。清代供给皇室宫廷和官府所需服饰、饰品主要来自苏杭一带的“织造”，苏州又为时尚流行重镇，所以回民珠玉商及场主大多聚集于苏州、南京及其他江南地区。《天工开物》中说：“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雍正初年，宫廷在造办处设玉作，下令征调苏州玉匠到宫中供职，并令苏州织造官员把好的玉料送往北京。乾隆元年(1736年)，宫廷建如意馆，苏州不但向朝廷提供玉匠、玉料，还担负为造办处加工玉器的任务。清代苏州玉雕的中心在专诸巷，当时，巷内集中许多玉作和能工巧匠，在继承明代技艺的基础上，实行专业分工，制作更趋精巧，乾隆帝曾写诗称赞说：“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
19世纪60年代的江南是“漫天烽火照苏州”，咫尺之外的上海租界茶楼丽水台却能“隔窗清坐看梳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各地，太平军定都南京。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兵溃苏州，城内战火连天，因上海中外联防，尚在清廷的掌握之中，江南数十万士绅富豪携资偕眷为避战火，纷纷举家出逃，涌入上海租界，两省精华荟萃于此。战时人们往往购买金银饰品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
在这些涌入租界的人中，不乏回民珠玉商人。当时南京珠宝玉器商大多避居在上海县城南门外草鞋湾一带，苏州珠玉商避居在上海县城北内侯家浜一带。上海南市庙前街此时已有著名银楼裘天宝、老庆云、景福、方九霞……号称金银首饰街。这些从苏州和南京来的珠玉商人见南市城隍庙四美轩一带游人如织，金银首饰生意也佳，就有了留下经营珠玉生意的想法。
清咸丰三年(1853)，有珠宝玉器商和制作水晶玉器者在邑庙附近自设作坊，加工销售。同治元年(1862)前后，在邑庙内出现第一家回民马青山开设的“恒益兴”珠宝玉器店。1862年后在新北门、老北门一带有回民开设了数家珠玉店，此后回民珠宝店越开越盛。由于市场的确立，由苏来沪的场主大都集中在老北门季家弄、侯家浜、长生街、石皮街、吴家弄、和尚浜一带开设作坊，不下一百二三十家。
清同治八年正月(1869)，上海知县叶庭春觉得当时市面上有不少人聚集在茶馆里面做珠宝生意，男女混杂在城隍庙罗神殿旁茶室里，认为此事有渎神明，要严加惩处，张贴布告以示警告。同行之间觉得最好有个每天能聚集营业的场所。当时几家苏州吴县较有实力的珠玉商人，沈时丰、陆景庭等六人发起，共同集资购地，在侯家浜路26号修建公所，题额“仰止堂”，又名“玉业汇市公所”，作为上海经营珠宝玉器的行会组织。4年后，初具珠宝集散中心功能，被称为“珠玉汇市”。“仰止堂”的大厅被割成二十余间厢房，一些老字号的珠宝店便在厢房内挂牌营业。凡在沪经营珠宝玉器的各帮同业，均可进场交易。公所章程规定“不论珠宝翠玉，凡属赝品，概不准携入销售，为本汇市之名誉”，公会设置专门鉴定机构，一经查出赝品即刻处置。每当集市之时，侯家浜、福佑路、沉香阁一带，珠宝商、洋买办、“黄牛”、“掮客”、作坊场主摩肩接踵，生意十分兴隆。 侯家浜一带成了珠玉饰品同业每日交流行情、切磋技艺的行业中心，成为全国珠玉首饰最大集散市场和进出口贸易中心。
苏京帮的融合
在珠玉汇市的回、汉生意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苏、京两帮。苏州籍同业结杭州、湖州来的同业谓之苏帮，南京籍同业结合镇江来的同业谓之京帮。
苏京两帮在汇市因为茶水费琐事发生口角，矛盾逐步加深。光绪三十二年(1906)原公所房屋倾颓，欲改造，京帮谓从前曾有捐款，意欲占据其半，苏帮以同业之谊再三迁就，会商多次竟难议妥，乃入讼公庭，自县至抚院、督院及农工商部，历时三年。同人等因公所关闭，乃借“康园”茶室作为权宜之地，作为每日早晨齐集贸易之所，继因地方窄隘，亟思别建新屋。之后与郑云芳商量，在公所对门一所坐东朝西住宅(侯家浜25号)设立新的汇市。于光绪三十三(1907)年鸠工建筑，三十四(1908)春方告始成。题额曰“珠玉业新汇市”，堂额曰“韫怀堂”。
其时，苏京两帮在光绪十六年(1890)因捐资建所费用悬殊而结讼，历经县、府、道台、两江总督直至京都二宫，长达19年之久。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二十日，经上海商会调处，苏松太兵备道断案：京、苏两帮各立市场，公所仰止堂暂借京帮使用，限期5年，而苏帮及其他各帮仍可照常进所贸易，并设摊摆位。
京帮仰止堂5年租期将满前，由京帮公所董事哈少甫等，倡议以发行股票的方式集资11万两白银，在侯家浜75号建起新公所“韫辉堂”，也称“振兴公所”。京帮退出仰止堂，老公所交给了扬州帮。 韫怀堂是苏帮同业公所，专营有色宝石和翡翠饰品，韫辉堂作为京帮同业公所，经营珍珠和钻石。此后的对外联系，公所往来，京苏两帮各用自己的名称，内部事务和生意往来各归自己管理，至此，三足鼎立互为犄角，老北门一带市场顿趋繁荣。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上海商会接到通知，全市各工商业均要建立统一的同业公会，经多次努力达成和解，民国十九年，京帮与苏帮复归统一，合并为“上海珠玉业同业公会”。
光绪三十年(1904)由叶雪凡、陈养泉等在上海珠玉业韫怀堂发起成立了“恒义会”。“珠玉恒义会”的宗旨在保障同业人员正当经营、互相关心、帮助生活困难的同业人员遗孀及其子女、按月付给抚养费教育费，遗孀赡养费负责至终身，子女的教育费、抚养费则负责到成年。
19世纪30年代上海珠玉业公会开始接受外国商行的加入。据上海市珠玉商业同业公会登记在册的有爱高斯(南京西路1209号)、特拉宁(茂名南路107号)、日内瓦商店(淮海中路730号)、立波考司甘、华懋(江西中路272号)等。据同业公会记录，至解放前，注册入会的外国珠宝商行占同业的10%。 1937年抗战爆发，淞沪相继失守，公会停止办公。汉口路、湖北路口的乐园茶楼成了同业每天下午临时集合营业场所。九大银楼与珠宝店适时纷纷转向了英租界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一带开店。战时交通阻断，宝石原料无从输入，市场陷入停顿。1939年敌伪时期，公会改称“上海特别市珠宝钻玉业同业公会”。此时的珠玉业每况愈下，究其原因主要为以下几点：由于战争的原因，珠玉进货的交通受阻，导致珠玉价格成本的增高，同样的货物较战前的价格已呈几十倍的增长；当时的消费趋势转向囤积投机，趁机获利，珠玉不再被问津；因为战争频发，人们不再考虑用珠钻装饰自己的，消费人群减少；货源匮乏，因为战争以致珠玉钻石进口的交通被阻隔，即便有暴发户家的太太想要购买也无法找到称心如意的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