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玉器收藏，按阶段一般分为史前、高古、中古、明清几类，而在清代的“乾隆工”之中，有一类极其珍贵的深宫独享玉器——“痕都斯坦”玉。“痕都斯坦”是清代对17-19世纪在今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东部一带建立的莫卧儿王朝的统称。“痕都斯坦”玉器(简称“痕玉”)属于伊斯兰玉器，其产地包括了帖木儿(Timur)、莫卧儿(Mughal)和鄂图曼(Ottoman)帝国等辽阔的中亚地区。“痕都斯坦”玉器从18世纪中叶乾隆时期开始贡入清宫，受到乾隆皇帝的喜爱。乾隆帝为其华美的装饰和精湛的雕工所折服，称之为“鬼工”。
出自西土养在深宫
痕玉最初是北印度地区莫卧儿王国的贵族玉器，因清康熙朝平定西藏后，在中国西南部地区实行的藩王制度需要各附属国进贡珍玩异宝。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皇帝是个大收藏家，也是个诗人，与爷爷在艺术上有不同的喜好和追求，更喜欢文玩杂项类的奇珍异宝，求新求异。痕玉是当时进贡给乾隆皇帝的御用玉器，乾隆在位的几十年间，痕玉给中式儒教、道教文化的主流艺术体系很大的冲击，这是乾隆一朝兼容并序在艺术上的体现。痕玉其数量的稀少和技艺的登峰造极，催生后代模仿痕玉造型的大量出现。对晚清时期的中国工艺风格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痕玉至嘉庆朝便不再进贡。
由于痕玉无论在中外都是皇家御用领域里璀璨的明珠，存世量极为稀少，所以即使海外回流文物盛行拍卖场的今天，也鲜有朋友推荐其从海外征集回来的痕玉。西方人与国人的审美情趣不同，大多并不认为玉石是多么贵重的艺术珍品，珍藏和重视程度远逊于我们。所以无论是本就在国外传承的痕玉，还是从中国流失到海外的痕玉，大多都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更多的痕玉保存地点相对集中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连驰名业内的“清玩雅集”和“敏求精舍”，也罕有痕玉露面。中国有句俗话“物以稀为贵”，这就使得痕玉亦如“珐琅彩”瓷器一样，每每在拍卖场上都能创造骄人的成绩。
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痕玉，并在很多玉器上加刻御制诗，痕玉从乾隆时期开始成为清代宫廷玉器的重要品种。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今琢玉之巧，以痕都斯坦为第一”，足见其精美。从清中晚期开始，除了宫廷以外，民间也逐渐重视“痕都斯坦”玉器的琢制与收藏，仿制的痕玉也逐渐泛滥。据内务府造办处玉器作活计档记载，扬州专诸巷曾仿制“痕都斯坦”玉器进贡。
痕玉从用料上讲，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玉质以白玉、青玉、碧玉为主，温润而纯净。从器形和纹饰上来讲，体现出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器物以实用的碗、杯、洗、盘、壶等饮食器皿及刀柄为主，从纹饰以植物花叶，莨苕、西番莲和铁线莲为主，工艺以薄胎和嵌金镶宝石为特征，称之为“西番作”或“番作”。之前国内文献记载痕玉在器身多镶嵌红、蓝宝石，实为无色琉璃下填涂红、蓝彩，呈现出红、蓝宝石的效果。
据笔者能查到的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官方材料内务府造办处玉器作活计档显示，早在痕玉进贡时期，乾隆皇帝就命令在江苏扬州专诸巷仿制痕玉，新疆的平定和“玉石之路”的开通，也使得大量有品质、有体量的和田玉料进贡朝廷，在和田玉数量和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专诸巷开始仿制痕玉的造型和技艺。
但是话说回来，抱着摹古的心态去仿制朝廷提供的官方样式，必定要体现皇帝的喜好，不会完全照搬西域贵族喜好的样式，故而仿制的痕玉造型更贴近于满族和汉族的喜好。加之官样仿制不追求其经济价值，且乾隆朝琢玉工具非西域小国所能比较，所以在原有的痕玉基础之上，造型和纹样有所创新和突破。正是这些苏州工匠的技艺传承，使得日后仿制痕玉得以在民间推广。
坊间痕玉多为高仿
中国有个接地气的成语叫“上行下效”，民间的普世价值观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官方的憎恶与喜好，乾隆爷多次在痕玉上錾刻诗文，文人士大夫的推波助澜使得仿制痕玉继往开来。清中晚期苏州、扬州琢玉工匠迁京，这些工匠的后代出于生计上的考虑，为民间藏家琢玉当首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题材，久而久之其后代们的沿用技艺使北京玉器厂老一辈工匠的传承古法琢玉工艺成为可能。仿制的痕玉，也是因材施技，即上好的玉料雕刻上好的技法，差一点的材料雕刻差一点的技法。
